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婺源的徽商—记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
网站http://www.hlhtrip.com 时间2008-11-13 10:23:00 来源婺源旅游服务网 编辑 阅读

  

徽      商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———记中国近代照相器材大王詹福熙

      父亲是12岁离开家的。跟了人,先走105里的山路,到屯溪上船,在闷舱里坐七天七夜,到上海去做学徒

      父亲詹福熙是个徽商,一生积财无数,散财无数。远的不说,就十几年前,我们东坡路上77号的那栋别墅———之前是湖滨卫生院———卖了一千多万,建了一家民营医院,为民造福———哦,当然不是我们的,是国家的。
      父亲生于光绪十三年(1887年),老家江西婺源段莘乡庆源村。父亲出世的时候,祖父就在上海崇明开南货店,因为生意忙,儿子落地,他都没空回来抱一抱、亲一亲。
      “一爿烂店,十亩良田。”做生意总比种田的活络,我们本来也是殷实人家,但在父亲出生当年,祖父忽然暴病身亡,他的店铺被人吞并,不明不白的人纷纷上门索债,我们也一下子家道中落了。
      父亲是12岁离开家的。现在12岁的孩子,还要在父母膝头撒娇,但父亲那时候,这个年纪就得自谋生路。跟了人,先走105里的山路,脚走肿走流血了,到屯溪上船,在闷舱里坐七天七夜,再到上海。
      到上海不是玩去的,而是去做学徒。
      父亲做学徒的店,是上海山西路上的一家生丝店,也是江西婺源人开的。那年头做学徒,要跟老板跑三江六码头,要照看店里生意,还要做家务———倒尿壶、生煤球炉、帮老板洗水烟壶、帮老板娘抱孩子等等。父亲老实本分,能吃苦,也肯学,几年下来,店里的生意精熟,待人接物老到,账房的事也能顶着,他拨起算盘来,能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      店老板人不错,但他的公子却不上路,好逸恶劳,胡乱花钱。家里给的不够,他就擅自在柜台上拿。柜台账目由父亲管呀,平白短缺,月末扎账扎不平,猜忌呀、矛盾呀,自然而然就来了。
       父亲第二个跟的老板做西药生意,开的铺子叫“五洲药房”(现五洲连锁药店前身)。他为人厚道,业务能力强,很快就升为大掌柜,月薪二十五大洋。要知道,那时候三个大洋能买一头耕牛,月薪二十五,绝对是“高级白领”了。
      过了两年,总经理项松茂把父亲调到身边,帮助打理上海总店业务。本来这是升迁,一应待遇都相应提高,但到领薪的时候,父亲发现,他的工资只有六个大洋。和财务人员核对了,发现没错,父亲就不再声张,照旧勤勤恳恳做好工作,对客户和同事笑脸相迎。
      父亲想的是,这是总经理的安排,总经理这样做,自有他的道理。
      到了年末,总经理单独把父亲叫去,问:“大半年了,我减了你的薪水,你怎么一声不吭?”
      “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,”父亲说,“这也是工资啊。”
      项经理拍着父亲的肩膀大笑,连连说小子不错,经得起考验。说笑完了,他当场给父亲提薪,还给了八千股五洲药房股票,以示鼓励。
      牛眼识草,凤眼识宝,没几年工夫,项松茂又提拔父亲为分店经理,把上海延安中路的五洲分店拨给他掌管。

      抗日战争开始,父亲提出离开千代洋行。父亲说:我是个商人,但也是个中国人。我们徽商,有祖传的规矩
    
       以前的药店,和现在有别,同一柜台,可以经营别的货色。父亲管的药店,也卖照相器材,胶卷啊、卡纸啊、显影药水啊一应俱全。也因为这点生意,父亲还结识了一个日本人,和他有了一段不大不小的故事。
      这个日本人叫下里弥吉,在上海南京路上开了爿叫“千代洋行”的照相器材铺,生意规模都一般。“千代洋行”本来聘有中国买办,但因账目不清,下里弥吉不满意,想炒了买办换人,只苦于一时没有合适人选。下里弥吉和父亲素有来往,他相信父亲,要他帮忙物色一个。半个月后,没回音,他来催;两个月过去了,不见响动,他又来催。父亲逼急了,也觉得对方很诚恳,就在一次宴席上带着酒兴说:“你这么急,我就毛遂自荐得了!”
      一听这话,下里弥吉先是大喜过望,后来又双手乱摆:“不要开玩笑,千代洋行是个小庙,哪里养得起您这样的大和尚啊?!”
       这话一半是客气,一半也是实情。别的不论,父亲在五洲药店的月薪有上百大洋,千代洋行买办的工资才四十,两者不在同一档次。但父亲也并非全是客套,他觉得药店竞争激烈,生意越来越难做,而照相器材是新兴行业,未来市场大,前途不可限量。结果呢,一来二去的,父亲真的丢了药店经理肥缺,到千代洋行赴任去了。
      因为父亲的能力和人缘,才半年的工夫,千代洋行的生意大有起色,营业额节节攀升,下里弥吉很是满意。为了弥补父亲薪水上的亏损,下里弥吉单独列出一个柜台来,让父亲自己做卡纸生意,利润归父亲。
      可是到了年底一算,卡纸生意几乎是白板一块。
      下里弥吉很奇怪,问父亲缘由。父亲说:“一心不能二用啊,我如果忙自己的卡纸,店里就要照顾不周,你的两只轮子也就换不成四只轮子了!”下里弥吉本来备有人力黄包车,店里生意好了,就改坐英国奥斯丁轿车。
      父亲和下里弥吉甚为投机,两人成了朋友,本来也可以一直合作下去,但不久“九·一八事件”爆发,抗日战争全面开始,父亲就提出,要离开千代洋行。
      下里弥吉竭力挽留,说国事是国事,朋友是朋友,生意照样可以做啊。父亲说:“事情没有这么简单,我是个商人,但也是个中国人。我们徽商,有祖传的规矩,现在局势这样,我真的不便再跟你共事了,请原谅……”
      接替父亲位置的,是千代洋行的另一个伙计,名叫郎跃余。郎跃余很聪明,卖照相器材之余,自己背个相机到处去拍照片。郎跃余艺名郎静山,解放前夕去台湾,继续搞摄影,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摄影家。十几年前,已经九十高龄的郎先生赴大陆探亲,路过杭州时,特来我家拜访,但这时候父亲早已仙去。

      半个月之后,重庆中山中路上三开间的“华昌照相材料行”,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!店面上还特地加了“友记”两字

      离开千代洋行,父亲在南京东路山东路口开了爿照相器材店,取名“华昌照相材料行”,寄寓中华民族昌盛之意。本来,上海许多照相器材都来自日本,但这时候父亲和许多店主一样,宁可少赚点、麻烦点,都进德国、英国、美国的材料而拒绝日货。
      抗战期间,兵荒马乱,大家都吃小日本的苦。和一般的老百姓比,我们家还算殷实,所以接济周围有困难的老乡、亲友,成了父亲的分内事,用他的话说是“共渡国难”。
      父亲原有个客户,吴姓,贵阳人。有一次他带儿子来上海进货,按照惯例,当晚设宴为他们接风。饭局未了,吴先生接到加急电报,说家中有变故,请火速赶回。那时上海到贵阳没有飞机、火车,由汽车到轮船,转来倒去的要十几天。吴先生须连夜启程,但带着儿子不方便,儿子才十岁,经不起水陆折腾。父亲见吴先生面有难色,就说如果信得过,孩子可以寄住在我们家,吴先生想了想就答应了。
      出人意料的是,吴先生这一走竟如泥牛入海,杳无音信。他的孩子吴俊民也成了我父亲的义子,和我们兄弟几个同吃同住,后来是一起读中学、读大学。十几年之后,全国解放,吴先生才出现,而这时候的吴俊民,已经从上海医科大学口腔专业毕业,自己开了牙科诊所,孩子都有三个了。
      受哥哥的影响,吴俊民的弟弟后来也赴上海读书,不久考上之江大学医学系,毕业后分配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。他就是日后在杭州颇有名气的口腔医生吴哲民先生。
      父亲自己没有多少文化,但他对有学问的人很钦佩,总另眼相看。父亲有个朋友姓程,江西婺源溪头人氏,国学根底深厚,精通风水之术。因时运不济,程先生一直比较落魄。有一段时间他想去四川,但苦于没有盘缠,迟迟不能成行。
      父亲知道程先生心高气傲,不愿开口求人,就想了个办法:我们家在四川有不少客户,父亲就托程先生带一批货去四川,其中差价权充路资。这不是奉送,这是酬劳,古人又说“朋友有通财之宜”,有了这个名头,程先生也就答应了。
      没有想到的是,程先生携货到了四川,找到了老客户,对方却一口拒绝。原来他们见此情景,起了黑心,想“关门打狗”(旧时商界俗话,意为外地货到先不吃,让你想销销不掉,要带带不回,只好血本甩卖,这时候他们再来捡便宜)。
      我父亲一接到电报,又吃惊又生气,这些客户来上海,我们都是上轿送金、下马送银,老爷一样地款待,现在怎么只认钱财不认人了?
      略作思考,父亲又拟电报一封,要程先生暂不出货,在当地找个风水好的店面自己开店,第二批货和人员资金隔日发出,程先生接到电报也立刻行动起来。这一来,当地店老板们坐不住了:上海人财大气粗,他们来抢饭碗,自己就没得混了,所以他们立刻上门赔罪,说货物他们吃下,店面就不要再开了。但父亲和程先生此意已决,仍然按计划进行。
      半个月之后,重庆中山中路上一家三开间的照相器材店,就热热闹闹地开张了!
       这家店的名字也叫“华昌照相材料行”,程先生自任经理,为了纪念他和我爸爸的友谊,店面上还特地加了“友记”两字。这家店后来发展得不错,解放之后都一直还在。
      抗战后期,太平洋战争爆发,在上海的欧美商人统统被关进了集中营,父亲的一个加拿大朋友、美国柯达公司的大班,也列其中。有一天,父亲收到他的求救信,说缺吃少穿,患病无药,正面临死亡威胁,求父亲想办法。搞点食品、药品容易,但集中营戒备森严,送不进去呀!
      父亲想了半天,想起了日本商人下里弥吉。从“千代洋行”出来之后,他就是不想和日本人有关系,但现在人命关天,只有硬着头皮去求他。找到了,把原委一说,下里弥吉连连摇头,说两国正在交战,他不敢插手。经不起父亲软磨硬泡,下里弥吉最后才答应一试。
       日本人对日本人当然好说话,宪兵队长又是钱财打点过的,所以下里弥吉的小车总能从集中营大门直进直出。每次小车上也总塞满冠生园(上海老牌食品公司,就在我们店的隔壁)的炼乳、凤尾鱼、牛肉罐头、水果和药品等。那位加拿大朋友除了自用,也接济周围难友,救了不少人的命。我爸爸的、或者说徽商的、甚至是中国人的义举,在欧美难友中一时成了佳话。
     抗战胜利后,加拿大人回国前,特地来看父亲。当时他握着父亲的手,一边不停地说谢谢,一边眼泪是哗哗地流……
    
       我们家叫福绥堂,那个房子造了5年。中堂铺地的那一整块的大石头,可以容纳一张大圆台面和围桌而坐的所有人
     
      父亲仅读过几年私塾,谈不上什么学历,但他一辈子都好学。认字、练毛笔、学心算、打算盘,结果他的文化比几个大学毕业的儿子都强。他对有学问的人很仰慕,经常向他们请教。
       马一孚先生是世外高人,从不和商人打交道,但他和父亲却常有来往。我1965年结婚,马老是我的证婚人,他还写了个“佳偶如仙”的中堂送我。年过半百,父亲开始学佛学——用他的话说是“六十岁学吹打”。佛学精深,典籍都很难读,但他一点一点地啃,学得津津有味。他曾有幸拜虎跑寺的弘一法师为师,有时两人一谈就是一整天。每次虎跑回来,父亲总向我们啧啧称道,说那才叫有学问的人!
      父亲五十大寿时,弘一法师作长眉寿佛一幅为贺。作为回报,父亲出了一笔钱,修了虎跑济公的舍利塔院。
      因为吃过没文化的苦,父亲和所有的徽商一样,都很重视教育,这是他们的一大传统。1946年,父亲拿出一大笔钱,在屯溪隆富办了个学校,叫紫阳小学,聘请当地文化名人为校长,让当地穷苦的孩子免费读书。
      我们这样的家庭,孩子很容易学坏,别的不说,光麻将我们家里就有四五副。父亲搓麻将是出于应酬,但我二妈是真喜欢,所以“文革”时抄家翻出那么多象牙麻将来,红卫兵说我们家以前开赌场。家里麻将客少则四五个,多则二三十。为了让我们有个安静的读书环境,父亲专门辟出几间书房来,请了老师,督促我们兄弟几个学习,麻将是看都不许看的。结果我们的学习都不错,我两个哥哥大学毕业,我自己是大专毕业,后来也都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。
      像所有的徽商一样,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也有他的特色,就是“三句话不离本行”。小时候我们除了学文化,也要上柜台,学待人接物,学做生意。
      解放后,先是公私合营,后来是改造资本家,经商的大环境没有了,适合他们生存的氛围也没有了。徽商的衰亡是历史的宿命。
      原来我们住在东坡路77号——五开间,带花园,时价600石米(一石为75公斤)。解放了,街道办事处甚至是邻里有事情,也都可以借我们家的厅堂用。借用可以啊,但他们从不收拾,活动或者开会之后,每每桌椅板凳狼藉,烟蒂瓜子壳一地。后来烦不过,我母亲干脆把房子租给了一个卫生院,自己住楼上,结果就清静了不少。
      父亲生平没有什么嗜好,就是喜欢喝点酒。三五同好邀在一起觥筹交错,或交流贸易心得,或畅谈故里旧事,相谈甚欢。因为他只爱绍兴黄酒,为了方便,就在自己的商铺边上设一个酒库,储有上百坛极品花雕,以备不时之需。
      可是有一天,来了几个穿列宁装的人,一本正经,要父亲把酒库打开。他们进去晃了晃,说,烟酒类是奢侈品,要征收高消费税(那时候叫“印花税”)。父亲辩解说,这是留着自用的,并不出售,怎么要交税?来人说,工农兵饭都吃不饱,你还好意思喝酒?存着这么多酒,就是依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,更要交税——不但要交当年的,你藏了好几年了,这几年的也要补!
      一看气氛不对,父亲不敢再辩。来人七七八八一算,算出来的数目惊人。
      “要这么多,”父亲说,“这些酒我不要了,你们都拿了去吧。”
      “我们不能拿,”来人说,“我们没有这个政策。”
      “我不要这些酒了,我不认它们还不行吗?”
      “不行的——除非你当场把它们都倒掉。”
      这话在父亲听来很刺耳,分量也很重。他追问一句:“你说话算不算数?”
      “我是国家干部,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?!”来人黑了脸盯着父亲说。
      有了这句话,就不怕戴上“破坏国家财产”的帽子(解放初许多资本家都栽在这个罪名上了),父亲果真就地打开酒坛倒起酒来。
      多年存的绍兴花雕,一边哗哗地流,一边就浓香四溢,把半条街都罩起来了。
      看着倒掉实在可惜,我母亲就大声地对围观的人说:“邻里乡亲,有想要的,任便取去!”结果众人有整坛搬的,也有锅碗瓢盆甚至是水桶都拿来盛的,忙碌得像蚂蚁搬家。
      只一顿饭工夫,我们家的酒库就空了。
      这之后直到去世,父亲仍喜欢喝一点酒,也仍是绍兴花雕。到后来甚至是病了,他仍要在桌上摆一个酒盏,倒上几滴——并非为了邀醉,只为表示酒人的倔强。但每每喝时,他总啜一口皱一下眉,叹道:“这酒真的没有以前好了……”
      父亲一生积累的财富——怎么说呢?我以前从来不想说的,但这不等于我会忘记。以现在的计算法,说他老人家身家上亿,应该不过分吧。
      父亲当年主营的是照相器材,除在上海南京东路471号的华昌照相材料行之外,成都春煦路、重庆中山中路上都有华昌照相材料行,现在叫连锁店吧。我们家以前在上海开有三家当铺,分别以我们三个儿子的名字命名,永康当在西藏北路开封路口,永茂当在热河路上,永炎(我以前的名字)当在老城隍庙三牌楼那地方。
      还有啊,在安徽屯溪老街上有家祥大布店,在江西乐平有个天元布行。庆源老家的房子,你去过婺源、西递、宏村没有?对对,就是你们看到的差不多……
      我们家叫福绥堂,那个房子造了5年,我10岁时去住过大半年,记得最清楚的是中堂铺地的那块大石头,可以容纳一张大圆台面和围桌而坐的所有人,那石头是一整块的,听父亲说是60个人一起从山上抬下来的。后来那房子一度成了村委会的所在地。
      人生如行走,但上路的境界不同,有的是“身在路上”,有的是“心在路上”。徽商的独特之处是身心都携着,所以他们的经历很丰富,有物质财富,更有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。
      父亲的物质财产已经散尽,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可估量。举个小例子吧。比方说前段时间,杭州有个毕加索画展,报社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,做义务讲解员。我也报名并且被选中了。结果十多天讲下来,大家对我的印象不错,后来电视台什么的都来采访我,说我对画儿和画家都有独到见解。我想这不是看点儿书、背一些术语那么简单,学识、素养、领悟力等等都是多年积累,绝对离不开家传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摘自2006年6月8日《杭州日报》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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